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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文 zhouwen

美术学博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装饰》杂志副社长,《雕塑》杂志副主编,全国城雕艺委会秘书长、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划委员、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国美协陶瓷艺委会副主任。
已发表共约200万字文章,出版专著多部如《工艺创造学》、《第三类美术批评》、《公共艺术概论》、《美术社会观》、《艺术的信源》、《奥林匹克雕塑》等

邹文:呼唤公共艺术理念的成熟s Call the concept of public art to mature

邹文:现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1956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派生出去的,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到了清华大学,依然保持着它更注重实用性、大众性的这样一种学风。

现在我主要从事公共艺术与艺术传播两门课的教学,包括从本科开始向学生教授“公共艺术概论”,到研究生阶段培养学生做公共艺术项目分析,到博士阶段做公共艺术的深度研究,直至博士后展开公共艺术的课题化的各种项目操作。作为这个学院的教师,我感觉到公共艺术学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体系下,它的资源优势是它背靠着艺术设计学科。艺术设计从本质上讲,就是在人类所有创造行为里,最在乎多数人需要的一种作业,就是给多数人的需要最可能带来效益实现的一个区域。

清华大学反过来给了工艺美术学院从现实关注和社会参与方面去进一步尊重民意、服务公众利益的推力,这意味着可贵学术氛围,它鼓励学术面朝大众。其实,设计和公共艺术能否结合的问题早就解决了,设计一直以来都是以关怀和追求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为宗旨,公共艺术亦然,二者属于天作之合。艺术设计这个学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对公共艺术学科具有很好的孵化作用,它甚至是一片沃土,滋养着公共艺术。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有公共艺术的本科教育,但不是全院的必修课程,在我所教的艺术史论专业里“公共艺术概论”算是一门主科,但还不能算核心课程。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其他学科的学生不管从事哪一种专业,其实最后都绕不开一个问题,就是要关心作品的社会采用,就要考虑社会最大公约数的问题,他的作品一定要面向公众。所以不同专业的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会来关心公共艺术,只不过身份、方式和叫法不一样,却都不能忽略或切断社会接受。从事向来怂恿清高的艺术,但离不开地气,要考虑社会指数和公众交互,这种学术就会浇筑公共精神。要说西方国家在本科阶段没有公共艺术专业教育未必能说明什么。我接触了很多学校,他们不仅在本科,甚至是在小学阶段其实就有公共艺术教育,只不过可能不叫这个名字。他们所有的美术教育都非常关心公众,公众的实验、公众的参与、公众的诉求和公众的调查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其实还是缺少对公共艺术精神的普及。

我不苟同“设计民族化”之类提法,也慎提“公共艺术要体现艺术家风格”,因为“公共化”的孪生理念是“最大化”———最佳的品质、最多的满足、最广的接受、最长的效应、最深的影响,辩证此五方面关系,没一点理由我们可以止于粗糙、限定特殊、针对小众、苟且短时或惟求浅表。APPLE就是秉持这样的理念去研发和生产的,从来不主张美国民族化,他们的产品可以适应各种母语的人,并不仅只为美国人。不因民族、人种、性别、语言、职业、地位而可共享的东西,都意味着最大公约数即最高的公共化指数。所以,从事公共艺术,中国职业工作者会比国外同行更易获得成就感。我在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搞公共艺术,就是在分工人类六分之一的公共艺术职责。精良的中华文化,就应该充分借助公共艺术资源优势,去行最大化。不必自己设限,越最大化越好。这里说的最大化不是规模或体量的最大化,而是公共化自身状况、程度、意义的最大化。为了最大化共享,我主张发散、均好,反对集中、贪大;为了体现公共艺术的文化福利属性,我主张平等普惠;而不是小众珍稀;更重要的一点,平视是公共艺术与公众发生视读关系的常态,公共艺术更多地会作为近景、中景而非远景与公众关联,这又意味着公共艺术的常态情状在于细节、在于日常普通目击点,在于城市的局部,地表的微观,所以不该一味追求航拍角度的效果,跑偏去迎合宏观的粗放。只有细节精致、局部充实,才会保证人居环境的美善与友好。这一切的理念支撑点,是工业文明的审美。

民主正是要尽量或者优先依从社会多数的意志和利益。平均水平、主流价值观、基本需要、相对最强的诉求倾向,这些决定最大公约数即所谓公共化指数。在中国做了一件事又跟公众有关,那么它的后果是做了与人类六分之一人相关的事。这个国家有13亿人,可期公共艺术给中国文化带来令人心动的乘积。但是,我们也强调,对公众的依从也是动态的,因为公众永远处于成长、进步的动态发展中,明天可能不满于今天的满意;未来可能要求更高的水平,公共效益最大化,也要求我们要前瞻性地依从公众,基于最长的公共艺术续存期求取多数意愿,避免短时地依从,不为低端拖累,不迁就庸俗。

美国公共艺术在制度上的先进理念、美国对公共艺术的好的处置方式是我们要借鉴的,甚至要看齐的,但是,我觉得从事业的宏观目标上讲,美国是在做3亿人的事,我们是在做13亿人的事。所以,在中国国情下,我觉得大家首先应自觉到这种责任感和成就感。

我自己一直认为不需要急切地促进公共艺术品的产生,我们要追求的是质变或者叫飞跃。当下的人也要留一些创作空间给后人,在经验更多、观念更先进、材料更丰富时可能会产生更好的作品。 但我急切地呼唤公共艺术理念和公共艺术思想的成熟,这其实是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人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要催产,而是要求成熟,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反思一下,总结一下。当下的中国给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政府给了你这么充足的资金,公众给了你这么多的耐心和原谅,全世界同行投来如此强烈的艳羡,中国公共艺术界不应该再歉收精品。我主张首先重视和加强公共文化与精神的宣传,把这种教育观纳入到永不松懈的反封建的教育中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法思想教育中,有计划地实施“公共艺术人口”培育工程。以此为前提,再来解决专业层面的公共艺术产出流程,建设起一套精品的孵化、监评、实施、养护、更新的作业管理的成熟机制。其中的关键,是要真诚并有效地开启纳税人介入通道,让公众表达,公众施加良性压力,最终,让公共艺术助推社会文明进步和中华文化传播的力量展现出来。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不一样,开放性是其公共性的第一识别要素。只要一个人有公民权,无需其他身份前提或支付许可,就具有当然的视读权,如此定义的话,公共艺术实际上可以全天候地、大覆盖地、大几率地跟公众发生关系。

正是因为公共艺术有这样一种全天候处在的门类条件或者叫学科条件,公共艺术愁的不是怎样走近公众,而是要考虑如何利用这样一种资源优势,去更多地向公众施惠社会的主流意志或者是先进思想。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比公共艺术更有条件和公众发生关系,那么,如果一个社会要施行自己的意志,要把先进的思想赋予公众,最好的导体之一是什么?我觉得当然就是公共艺术了。要说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在完善公共艺术理念的同时,比较清醒地以一种集体的行为,来协力建树社会的正价值———公正、民主、自由、和谐等等。凝聚民意、协同四海、记忆光荣、激扬创造、传播文化,享受美感,这些抽象口号,都可能形象而生动地被公共艺术注入内心。公共艺术是最好的社会意志和民族精神载体之一,或者叫社会意志传达到公众的导体。

这是公共艺术观念成熟和思想进步的一种呼唤,一种顶层导引,顺应了时代的需要。

公共艺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期,已经出现了实践在先的情况,我们不得不为相当多的试验买了单。20世纪后半叶中国实现了全球最高的公共艺术出品量,同时也留下了最不堪的精品率,当然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亟需有一次梳理和检阅,不能再耽于量变,刻不容缓要开展理论体系、文化观念、社会生态诸方面的公共艺术学术精神大盘点。这次大展就是适应这样需要生成的,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志。标志着中国公共艺术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它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公共艺术历史的拐点。在此之前,它是在无总结的、自发状态下生长的,现在,它要变成一种自觉,首先建立在理论上,也就是观念和思路的整合优化上,所谓开启理念成熟,迎接新的机遇期。我很愿意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