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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笛 liuyuedi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国际美学协会(IAA)五位总执委之一,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主编,“北京大学美学与艺术丛书”主编, 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会员,韩国艺术哲学学会(KAPA)顾问。《美学》杂志执行主编,Comparative Philosophy英文杂志编委,《外国美学》编委,《中国艺术教育》编委。主要著作有《生活美学》、《分析美学史》、《艺术终结之后》、《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视觉美学史》、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生活中的美学》等近10种,译著论文100余篇。

公共艺术重在公共意识的培养 Public art is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consciousness

刘悦笛老师主要就公共艺术的概念界定与内在复杂性、未来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再中国性”、“政治性”和“生态性”维度,以及为公共艺术立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等问题,给出了其专业性的思考与解答。

刘悦笛:公共艺术应该有三个关键词,就是“公共性”、“生活性”和“介入性”。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说:第一句话是说,公共艺术一定是公共的。第二句话是说,公共空间一定是生活的。第三句话是说,生活一定要有民众介入。我们能不能从这三个关键词,来重新勘察什么是公共艺术?

要知道,过去一直用公共性来规定什么是公共艺术,但是在我们规定公共性的时候,有的时候只把它做了一个空间性的理解,觉得公共性就是公共空间。这种空间化的定义其实是很糟糕的。它只是一个框架,只要放在公共空间里的东西、艺术品、对象,都可能是公共艺术品,但这并不准确。

公共艺术并不仅仅意味着为大众、为公共空间创作一个作品。从接受的角度来看,公共艺术是能够融入民众的生活空间当中的艺术品。这样的一个界定就突破了西方人对公共艺术的界定的一个悖论。

我们知道,大部分当代西方公共艺术是按照现代主义的“审美原则”来建构的。当然,现代主义艺术原则进入到当代艺术和后现代文化语境当中,它就产生了某种变异。现代主义传统强调个体性,但公共艺术本身却是公共性的,公共艺术这种公共性和个体性之间,我们说本来就是个悖论。回到生活美学,回到民众当中,就可以突破这个悖论。这就是为何我始终强调,回归“生活美学”来重新定位公共艺术。

我特别强调一点,当我们强调公共艺术一定要有公共性的时候,这个公共性不仅是空间性的,还要有更重要的时间性维度。这个时间性指的是生活时间,这样我们就有新的眼光来重新来勘察什么是公共艺术。这种眼光也是很中国的,同时也具有全球性。

在大陆公共艺术完全兴起之前,应该说港台公共艺术还是很发达的。我想举一个台湾的雕塑家——朱铭先生,其早期的《太极》系列,就是对香港城市空间的一种介入,我觉得该作品代表了当时亚洲公共艺术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大陆的公共艺术其实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艺术,它之前有政治化艺术的历史性渊源。我个人觉得大陆的公共艺术应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在我的眼中,目前走在前面的:一个是凸显了乡村的公共生活,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许村计划”。另一个从都市公共艺术角度来看,我觉得《深圳人的一天》是比较好的公共艺术品,那是一个相当“活化”的,而且是有土著性的公共艺术品,它和整个深圳的城市土壤结合得比较好,其实那些雕塑都是平常人等身大小的雕塑,包括里面那个电话亭的电话是可以真用的。

我觉得,中国大部分公共艺术还只是一个物质性的框架,而当代公共艺术最新的走向是特别强调公众的参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们需区分两个词,叫一个是Place,另一个是Site。公共艺术特别强调本土文化的呈现。Place讲的往往是一个地点,是一个并没有情感的、物化的空间,但Site就不同,它是一个场所,场所当中有景观,有人的参与,参与的人多了便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样就把Place单纯的物理空间给情感化了,把它变成了一个人文化的空间。

中国园林就不是一个Place,而是一个Site,是一个人文化的空间,它甚至把整个自然都给人文化了。所以,为什么园林里面,会有那么多的诗词对联,那么多的景观,究其实被赋予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心境。我们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公共艺术有一个“四方博弈”的结构,我曾经画过一个图,假如说中间是公共艺术,那么它的左上角是艺术家,以及艺术团队,那么右上角是观众,下面两个角一面是出资方、资助方,另一面则是政府。这相互博弈的四方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平衡和轮转。政府,应该是提供法律保障和社会保障。投资方在投资的时候,希望把自己的理念放到当中,这对艺术家的创作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公共艺术创作不是一个纯的艺术家在一个小空间当中的自我创作、自我表现,它往往受到很多关联的掣肘,很多的反作用力。在这里面恰恰是公众趣味对艺术家的影响最小。公共艺术是最应该考虑公共性趣味的。其实在这个四维结构当中,政府作为法律的保障者,投资人作为投资者,都是应该弱化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和公众之间形成一个真正的互动。

这个太重要了!中国的台湾地区早在1992年就出台了相关的公共艺术法案。那么有了公共艺术这个法案,就会有一部分的钱投入到公共艺术创作当中,如果这些钱不足以资助公共艺术品的话,那么这个钱可以划入到公共艺术基金当中,然后进行综合的调配。这是为什么要成立公共艺术基金的原因。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公共艺术委员会。台湾很有趣,台湾公共艺术委员会,原来叫公共艺术审查委员会,后来叫公共艺术审议委员会。一字之差,审查与审议!这个审议委员会很综合多元,有法律工作者、社会工作者、艺术家、大学教授等,它就能综合性地应对一个公共艺术品的入选,去投资哪些公共艺术品,甚至决定公共艺术品的创作过程,因为它可以指引公共艺术家的创作意图。

但是相形之下,大陆这个方面,不能说做得不够,而是做得相当之不足。我们大部分所谓的公共艺术品,比如说在小区建设当中,特别在高档小区中,只是投资商想着应该做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做的那些仿罗马的、仿巴洛克的,是非常糟糕的公共艺术品。所以,为公共艺术立法是很重要的。让法律先行,法律提供一个保障,提供一个促进,然后让投资人去投资,让艺术家去协作,然后与公共资源互动,那么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公共艺术发展整体环境和整个生态,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八五美术运动之后,我们比较追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当代艺术的潮流,有人说“八五”是一次艺术上对西方的条件反射,之后大家逐渐意识到我们真正要呈现到国际上的时候,我们要有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我们要“再中国性”。

这种“再中国性”或者说“新中国性”,已经不是土里土气的中国性,因为现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到一百多年前,用纯粹的“土的”中国性去呈现。另一方面,当你的艺术完全和欧美相同的时候,你拿到国际上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跟他们高度同质化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要回到中国的“生活美学”来强调公共艺术的取向,我们要把公共艺术和中国的生活性结合起来。中国的生活美学传统是以文人为主,文人审美是很私人化的。那么这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考验,就是我们怎么打开一个大的空间,怎么找回一个“更大多数”的生活性,让更多的中国民众参与进去,而且可以在其中体会到本土文化。这就需要我们的公共艺术创作追求高度的中国性,就要求公共艺术创作者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积淀,而且对当代中国民众的审美趣味有一个很好的把握。

还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重提公共艺术的政治性,因为当代中国艺术去政治化已经很久了,完全追寻一个审美化的东西。

这个在西方很明显,他们强调多种族性、强调黑与白的区分、强调男性跟女性、强调跨性与同性恋,它是非常丰富的,这跟纽约、伦敦、巴黎等多种族的城市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呈现紧密有关。举个例子说,柏林是个战争城市,柏林的政治化公共艺术我觉得做得相当之好。第一届国际公共艺术提名奖上有一个作品,纳粹时期受迫害的同性恋的那个公共艺术品,就被置于歌德与席勒的雕塑之间。那年去的时候,街头有很多关于纳粹时期受害者的公共艺术作品,有招贴画的形式、圆柱形的呈现。而中国当代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政治性,所以,在当代怎么再寻找回这种政治性公共艺术,我觉得很重要。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底进行哪方面的政治性引导,怎么呈现政治性纲领,这都是问题。

此外,我还比较期待“生态化”的公共艺术品。中国人历来强调天人交合,天人的交流,我们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化公共艺术作品,就是和农村进行交流。“许村计划”就是比较典型的作品,其不是为城里人成立的俱乐部,也不是把农村变成城里人去度假的地方,而是把农村本身“活化”起来,要把这个村子里的人调动起来,参与到其中,但还要做得更加深入才好。

生逢其时,因为公共艺术到了一个需要整理的时期了。我觉得这个展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性导引,它牵扯到中国公共艺术的未来发展。在公共艺术的未来发展当中,应该有多样的因素参与其中,政府只是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和良好的社会氛围,更多还需要公共艺术家、公众以及投资人真正参与进来。

我还有一个建议,这次大展一定要设立一个关于公共艺术的青年论坛。因为中国公共艺术的未来一定在青年,我觉得他们可能决定了未来中国公共艺术的走向。 以后有可能的话,可以成立青年公共艺术委员会,或设立青年公共艺术奖,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